大解放载着青年下乡去

　　
团中央向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授旗。

　　1975年高中毕业后，作者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们坐着颠簸的大解放卡车，怀着豪迈的心情，耗费三个半小时抵达诸城县昌城公社前官庄村。在这里，知青们没怎么受难为，还跟带队干部斗酒，设法将其灌醉。

　　临行收拾行李 母亲给了15元钱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五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了这篇由这五人共同署名的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15天后，8月30日晚，以杨华为队长的60名青年组成了“光荣的第一队”——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登上了北上的火车，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鹤岗市，到达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萝北，在茫茫荒原竖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面旗帜。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我高中毕业时，下乡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我是潍坊二中高十六级的学生，1975年7月5日毕业后过了一段很逍遥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我说，准备一下，过两天下乡。

　　被子和褥子卷起就可拿走，母亲只是用粗布缝制了一个草褥子罩。农村不缺麦秸草，往里面填就行，铺在棉褥子下冬天可保暖。父亲单位为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发放了脸盆等洗漱用品，外加一只暖瓶。母亲还把她和父亲结婚时用的一只柳条包给了我，放点衣服被褥。

　　下乡前，被分在一组的知青们还见了一面，大家到集合地点一看，都忍不住笑了：我跟其中3个人（两男一女）同校同级不同班，还在一个大院里住。刚选出的组长拿出一张票说：“机关为表示关怀，给每个知青组一件海军棉大衣，10元钱，不用布票，谁要？”我很眼馋，但没好意思开口。这时，同院的一个男同学出手了：“都没要的我要。”到现在我还记得海军蓝棉大衣的英武。多年后，我从武装部淘得一件海军马裤呢大衣，才算抚平了当年没得到海军棉大衣的懊恼与不快。

　　不久后的一天，彻底改变了“大衣同学”的命运。上级通知，一个家庭可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还安排工作。这“大衣同学”真走运，大哥已当兵在外，他排行老二，就留在父母身边，不用下乡吃苦受累了。脸盆、暖瓶可留下自用不说，还凭空掉下件海军棉大衣。同院的女同学情况相同，也没下乡。

　　临走前夜，母亲给了我15元钱。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拥有的最大的一笔钱。从此，家里再没给过钱，我更没要过。

　　坐卡车心情豪迈 颠簸中站一上午

　　初定于8月中旬走，因下大雨发洪水，到诸城的路段多有垮塌，出发延后，拖到8月30日才成行。这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集合点，我所在的知青组七男两女，共九人，一个个爬上车，一路向南而去。

　　虽说这一天没有欢送人群，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父母哭送，也没兄弟姐妹道别，但在这之前的8月10日，昌潍地区召开了“1975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领导讲话热情洋溢、知青表态信心满满。会后，还举行了3万人的夹道欢送游行仪式，场面很是热烈、感人。

　　我仍觉得自己还小，还没意识到自立的人生已开始了。

　　坐上这三面只有挡板的解放牌大卡车，真有点雄赳赳气昂昂“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的感觉。上车后，我没坐在自己的被褥上，而是站在紧靠驾驶室的前挡板处，一直站到下乡的村庄——诸城县昌城公社前官庄村。以后，我乘坐过各种更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但都没有当年站在大解放卡车上的豪迈感。

　　由于路况差，大解放卡车看似颠狂，实则霸道，不管水沟是深是浅，水坑是大是小，加加油门就过去了，就是慢点而已。从早上8时开拔，到中午近11时30分才到，足足用了3个多小时。

　　到了前官庄村，街面平平静静，村支部书记领着几个村干部早已在大队部等候。大队部是座小院，也是临时知青小院。

　　村干部帮我们卸下不多的行李，我们组七个男知青住大队部中间互通的三间，两个女知青住隔壁一间。村干部陪我们吃饭后，说了一下分到生产小队的名单；又说，明天都休息，各人整理一下，后天一大早，各生产小队来领人。没有欢迎标语，没人围观，有点冷清，几个村妇隔着大门，探头看了几眼，回身就走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过得还行。

　　闲暇之时拼酒量 设计灌醉带队干部

　　不久后的一日，不知谁发现了村里给我们接风时剩下的一瓶诸城老白干。带队干部边瞅酒边说自己酒量如何了得。年轻气盛的组长不服气，非要比试。不怕事大的同学也在一旁挑唆，我顺手抓起酒，让两人开始比试。我让组长先喝，趁机把酒放木箱顶边条高低处，向箱里倾斜，在面向自己的酒瓶标签处划一条横杠；再摆正时，瓶里的酒就比横杠高出一截，正好轮到带队干部喝。如此一来，带队干部不但喝了自己的，还把每次高出的一截酒也喝了，等于喝了组长的一部分。一来二去，带队干部反复把多出的酒硬生生灌下去。原本规定一口酒只能吃一颗花生米，带队干部顶不住了，想吃两颗，我们就起哄：“肴客，肴客。”带队干部酒醒后直呼：“不对，酒不对呀。”谁曾想，内部出了“奸细”，把我的小把戏供出去了。由此，带队干部便总觉得我心眼多，在组中的位置也明显提升了。

　　从1975年8月30日来前官庄村，加上半年后根据公社指示搬迁到徐家河岔村的两年，这段时期的知青生活给我刻下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