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猎广泛为文学界全才

黄裳在来燕榭中。

 

黄裳所译《猎人日记》

黄裳2002年11月题赠。

　　黄裳是多面手。他既是作家，又是记者、藏书家、翻译家，涉猎戏剧、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在当今文学界，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全才。在所有“标签”中，他最看重自己的“散文家”身份。而他的游记写得堪称“独具一格，不可复制”，其杂文则以直言不讳、辛辣尖锐闻名。

　　早期任职《文汇报》 散文笔法写通讯

　　1946年7月，黄裳从重庆返回上海，担任《文汇报》记者，同年8月成为《文汇报》驻南京特派员，《旅京随笔》正是受编辑委托撰写而成。这组文章重在写从日本践踏之下获得重生的南京的“文化情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老虎桥边看“知堂”》。这篇以散文笔法写成的新闻通讯，其实并不只是“看”周作人，而是访谈周作人，剖析周作人，批判周作人。对于周作人的题画诗：“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黄裳一眼就看出周的“愈益丑恶”，不禁让人想起杭州岳坟旁的秦桧，历史要他永远地跪在那儿，“白铁无辜铸佞臣”，大节有亏，便无足观。那般光景，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还有《更谈周作人》，对周作人“大谈其以第三流文化人保存沦陷区的文化”，痛加批判，斥之为“简直使人肌肤起粟”。

　　黄裳还参加过周恩来在梅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对周恩来印象极为深刻：“周先生回答问题的才能是极可钦佩的。无论正面反面侧面，尖锐的，笼统的，或甚至有些锋芒透露得使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回答起来都不成问题，而且往往都是妙趣横生的。有时离开了对原题的注意力，神往于他的词锋的所及。”

　　翻译世界文学名著 摆脱食洋不化通病

　　黄裳是翻译家。理工科出身的黄裳精通英语与机械，在抗战期间，因给来华美军任翻译，曾翻译驾驶坦克的说明书，供训练使用。这也是黄裳与翻译结缘之始。

　　黄裳最早的译作是一本数学读物《数学与你》。黄裳在《关于开明书店的回忆》中提到《数学与你》时说：“它带着你渐走渐高，绝不吃力，最后终于看到近代数学与哲学艺术的瑰奇无限的景色。作者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有许多幅作者手绘的插图给本书添上双重的美丽。”

　　而黄裳翻译最多的则是世界文学名著。在这方面，他深受恩师李尧林的栽培与影响。李尧林是黄裳在南开中学的英语老师、巴金的三哥。任教之余，李尧林埋头文学翻译。抗战后期，李尧林因病去世，所译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只完成了一小部分。抗战胜利后，黄裳受巴金委托，续译了小说的第9章至第22章。

　　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的现实，在他那个时代颇具话题和热度，受到很多人的认可，在文坛上有着极高的地位。黄裳翻译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曾一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一起称霸俄国文坛。黄裳翻译了其代表作《哥略夫里奥夫家族》，以流畅的文笔，译述风物景色，如诗如画；以灵动的文字，译人物话语，如响如唱，堪称经典。

　　《猎人日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黄裳翻译时，一脱当时不少翻译作品“食洋不化”的通病，做到既符合原文的叙述习惯和句式结构，又不失汉语表达特点。像一首首抒情歌曲在读者面前缓缓流淌出来，汇成一部色彩斑斓、动人心魄的交响诗。

　　游记独具一格 杂文辛辣尖锐

　　黄裳是散文家。读黄裳的游记，其最大的特色，是运用其丰富的史地知识和优美文笔，把山川、历史、人物三者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现实纪游和历史典故交织起来，两相贯通，彼此映衬，又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与独到见解，使读者获得启迪，引起共鸣。

　　他的文字，格调高雅，耐人寻味，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看似信手拈来，平和随意，实则熔知识、趣味、历史、版本于一炉，无不显示其匠心独运和高超的技巧，蕴含着极高的思想文化价值。独具一格，不可复制。这样的文章，是风景中的历史，又是历史中的风景。正如他自己所言，不论怎样美妙的自然景物，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活动，也将是没有生命的。从来就不曾读到过纯粹的写景文，用照相机拍下的风景片那样的东西，在文字中是并不存在的。

　　看画时爱读题跋，游园时留心匾对。面对湖山，也总是时时记起一些赶也赶不开的历史人物与故事。黄裳正是这样“思想指挥着材料”，以学人兼才人的厚重文史积累、深邃的识见、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联想，凸显出其学者散文的历史性和思考性特征。著名作家孙郁评价说：“读之如清风明月，林中甘泉，良多趣味。”

　　黄裳又是著名杂文家。杂文在黄裳的文学作品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因杂文而多次惹祸上身，但他始终不改其志，依然敢说敢为。

　　1950年4月4日，黄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遭到了“大量的驳斥”和“声势浩大的批判”。事实上，自1950年以后，黄裳一直“惹”麻烦，幸亏有巴金保护他。

　　到了1957年“反右”，黄裳终难逃一劫。因为一篇题为《解冻》的报道，黄裳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印刷厂当搬运工，那时他的朋友郑重经常见到他：“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操作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