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归来 考古西南

　　

　　吴金鼎带团考古大西南行前合影。左一为吴金鼎、左二为王介忱。

　　吴金鼎（左）归国后与梁思永在考古工地。

　　吴金鼎因在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发掘中的突出表现得到傅斯年的关注和赏识，之后傅斯年多次提携，为吴金鼎出国留学多方努力。归国后，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吴金鼎利用国外所学，带着史语所组织的古迹考察团，在祖国大西南艰难开展田野考古。

　　领导竭力疏通 促成英国留学

　　1931年，史语所田野考古进入间歇期。7月，吴金鼎向傅斯年询问院刊何时发表首掘报告，顺便提到山东省官费留学一事。闻知吴金鼎有此意愿，傅斯年予以理解并支持。

　　1932年5月，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名义就吴金鼎出国留学一事致函教育部，将其学术经历及成果作了介绍，称“本所最有成绩之助理员中，有吴金鼎一员，山东籍，所有本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古迹研究会之发掘工作，由其经手办理，卓著成绩，似此专家之才，苟得再在国外先进之学术团体中加以培植，后来成绩必更无限量。望教育部转饬山东教育厅查照情形，酌量办理”。

　　5月18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明确回复“案准”。

　　9月19日，傅斯年又分别致信何思源及担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张鸿烈，请张鸿烈在何思源提请省政府讨论是否准予吴金鼎留学一事时助一臂之力，玉成此事。

　　傅斯年的三函均如实介绍了吴金鼎人品才学，表现了他对青年学者的提携，9月24日，吴金鼎分别致信傅斯年、李济，喜告自己顺利获取山东官费留学名额。殊不知傅斯年从中做了很多工作。接下来，查留英公费生名额有李建斌一名，已经毕业返国，似可特准吴金鼎进所遗缺额就学英国。

　　学习考古四年 理论实践并举

　　1933年7月11日，吴金鼎偕夫人王介忱乘船赴伦敦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叶慈教授，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他没有辜负领导朋友对他的期许，学习刻苦自不须说，叶慈教授与他会面，虽于匆忙之间，短促一谈，但教授对他印象极好，并应他的积极要求，答应尽力帮忙，联系吴金鼎参与考古发掘团，不久即介绍吴金鼎到一处发掘古代罗马的团体。从留学第一年开始，吴金鼎跟从叶慈教授的发掘团参与多项考古。

　　1934年3月23日，吴金鼎在完成一处国外考古发掘后致信傅斯年，汇报了遗址的考古收获及其所获经验，他对将来中国考古与古埃及、古巴比伦考古，分别就各自具备的便利之处作具体阐述：“凡野外观感所得及读书所获，鼎草有详细之记录，将来或能成一小册，就比较各方面言，鼎意我国考古学之将来，较之埃及、巴比伦便利之点：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祖宗之遗物、文字、遗传、风俗等均无阻隔。再是有丰富之传说及文字记载，所困难者在金钱耳……”

　　1933年冬，吴金鼎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得到彼特里教授的高度赞扬：“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勤慎，工作罕匹。”同学夏鼐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金鼎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金鼎，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说他“顶好”。

　　在就读伦敦大学期间，吴金鼎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国内高井台子出土的彩陶器予以比较，意识到该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各地是有所不同的。他还把不同地区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黑陶进行比较，得出同样结论。这些都为他写作《中国史前陶器》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考古资料，为之增色不少。

　　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在伦敦出版成书，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书。虽然大部分是对陶片的分析，但是凭借这些实质证据，促进解决了当时学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文化起源问题。

　　吴金鼎此次留英期限三年，至1936年8月届满，但还有“必要时延长一年”的约定。三年光阴倏忽而过。又是傅斯年，他站在为国培养人才的立场，再次致信何思源，希望按原约准予吴金鼎继续在英留学一年，至1937年8月再行回国，得到了山东省教育厅批准。

　　回国正值抗战

　　带队艰难考古

　　1938年，吴金鼎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并通过答辩，离英返国。这时全面抗战已经一年，因战争关系史语所已迁长沙，后辗转迁往昆明，再后与几大文化学术机构因缘际会四川宜宾李庄古镇。

　　吴金鼎先是遵从李济安排，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并获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

　　几个月后，傅斯年邀他重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庄，与史语所培养的河南偃师考古人才石璋如开始共事。吴金鼎怀着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必胜的信念，按照史语所的规划，担负起了领导西南地区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重任。

　　但客观上讲，日军的大举入侵，祖国田野发掘极度萎缩，考古队伍受到严重摧残，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吴金鼎在困难万分、居无定所中投身到田野考古。

　　1938年11月15日至1940年6月，由吴金鼎统领主持，史语所与中博院等联合组建苍洱古迹考察团，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此地的考古发掘到今天依然是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典范。这次考古发现遗址38处，吴金鼎主持发掘了7处，写成《云南洱海境考古报告》，奠定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参加发掘的有吴金鼎的夫人王介忱女士和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小姐，也算是开了“女性考古”的先河。

　　从业绩来看，不言而喻，“海归”吴金鼎在中国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又学到了西方理论方法，已成第一流的考古学家。梁思永赞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1941年春因滇缅公路吃紧，史语所由昆明迁往四川，中央博物馆、营造学社也都迁来，三个文化团体联合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从事川康境内考古。此时发掘经费拮据，这是考古最艰困的阶段，吴金鼎尚能乐于其中，相继发掘考察了南溪葬地、九家村崖墓、双头江、旧州城等遗址。

　　3月到4月，考察团溯岷江而上，到达成都平原，于新津发现堡子山葬地、旧县城遗址；在彭山发现蔡家山葬地、双江葬地；在温江发现古城埂遗址；在成都发现青羊宫葬地；在郫县发现马镇古城遗址。

　　6月，在彭山砦子山的考古挖掘现场，挖掘出了一个造型奇异的石像。此后到1942年冬，在四川彭川主持发掘了汉代崖墓。

　　1943年初，已被称为“田野考古第一”的吴金鼎又主持了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再发掘。工作到9月，文物移交四川博物馆整理，以期发表考古报告。发掘过程中，为政治界、新闻界以及学界人员关注，现场参观次数达2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