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赶年集买到风筝
潍坊晚报 2024-03-25 09:28:43
作者与李树菩老师(右)合影。
新式年画《梁山伯与祝英台》。
快要过年了,一听要跟着大人赶年集孩子就乐不可支。年集很是热闹,过年用的年货琳琅满目,深受大家喜爱。卖窑货的摊位上,挑选窑货的人敲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鞭炮市动静大,最是热闹,还有条货市、风筝市、对联年画市等。
跟着大人赶年集 琳琅满目真热闹
儿童时代记忆最深的还有赶年集,一听大人要领着去赶年集,孩子们就乐不可支。农民忙活一年,有钱没钱的都要买点年货过年;或卖点什么,叫做操钱过年。
那时年集上总有几个说书摊,直说到下午散集以后。打铁的有时有几伙,多是三人一起打,师傅使一把扁型的锤,打起来当当地响,叫响锤,也是指挥锤,三人打起来就形成了“叮叮当、叮叮当”的响声,很好听,能传四五里远,听到这锤声,就知道铁匠来了,家里有需要修理的农具就拿去修理。
集上总有几个卖窑货盆儿的摊。过年了,一般家庭都要添些日用品,有陶制盆罐,有烧水壶、盆、水缸等,各种罐,还有在锅底热水、保温的炖罐子,买窑货的人都要用烟袋头敲着盆罐、以试烧的火候、结实程度,侧耳听着,挑选质量好的窑货。那声音有高有低,大家都在敲,那声音像一个交响乐队。
草编市上有各种草编,如保暖的蒲袜、毛窝子鞋(一种蒲绒毛在外的草鞋,适应雪地、泥水地上行走)、光滑的草凉鞋、高低不等的蒲团,这种蒲团最适合妇女摊煎饼、做饭。卖草编的人用杆子挑着,叫卖着,也有的在墙上挂着,各种草席一卷一卷排成排,有花的、大红色的,供人选购,因为家家户户铺炕席,大多是过年换新席,现在铺席的少了。
线穗子市也很热门,大家买线织布、织洋袜子,集上总有几个织洋袜子的。老梧村的孙明仓家就有织机,是从国外进口的,操作时,只见织袜人用手摇着,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倒转,那一圈勾线的针上下跳动拉着线,很快就能织出袜子来,可粗可细,可长可短,十分有趣。
在条货市,有长形车用粪篓、大筐、小筐、粪筐、三角架筐、粪篮子。柳条编的箢子、簸箕,箢子有斗箢子、三升箢子、二升箢子……也有小孩过百日送的非常精巧的小耍箢……五花八门。
在风筝市,有八卦、蝴蝶风筝等,祖母卖了线,有了钱,给笔者买了一只牛郎织女的风筝,笔者非常喜欢,和弟弟们一直放了好几年。
对联年画市是年集上最忙的地方之一,那时春联全凭手写,内容除了吉利话,还重视道德,追求诗意。如“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又是一年芳草绿 依然十里杏花红”“堂上金萱茂 阶前玉树荣”;连猪圈的门联也不乏幽默感:“大耳元帅府 长嘴将军城”等。也有卖过门钱的,是各种彩色的精美剪纸,过年贴在门楣、窗楣上,风吹飘动,喜气洋洋。年画市更是五彩缤纷,传统年画有用作供奉祖宗的家堂轴子,买时还要说“请”,还有“年年有鱼”“农十忙”以及历史故事等。新式年画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及戏剧装故事、赞美新生活的画等,这种画不是单色平涂,线条和色彩更写实,刻划得细致,人物生动、鲜活,称为洋画子。
鞭炮市是最热闹的地方,大小鞭炮、二踢脚响个不停,放花的泥垛子像比赛一样喷吐着金花,争夺着顾客。儿童玩的滴滴金也不可或缺。有儿歌道“滴滴金,小爆仗,嘎叭嘎叭两后晌”。
李树菩老师多才多艺
擅长绘画指导合唱
笔者在高小——小梧村学校的班主任叫李树菩,诸城城里人,是当年省立第一师范艺体专修科毕业生。
小梧村学校的班级多,老师也多,课余时间老师们常一起打篮球。高个头的李老师在场上显得格外机敏活跃,围观的同学们不断为他喝彩。
绘画也是李老师的专长。每逢“五一”“六一”等节日,出墙报大多由他画报头,他用水粉画的那些手拿鲜花、载歌载舞的少男少女色彩艳丽、栩栩如生,令同学们赞叹不已。有时他也给学生画像,同学们围着他,眼看着他用铅笔把一张张特点鲜明、惟妙惟肖的素描完成,在惊奇中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上音乐课时,他有时拉着二胡让大家跟着唱。有的歌曲他分几部分组织合练,在他的指挥下,一部分同学唱歌,另一部分按节奏唱着锣鼓点伴奏,这种合唱形式产生了活泼有趣的效果,使学生们初次体验到合唱艺术的魅力和艺术创造的欢乐。大家为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而感到自豪。节日里开完娱乐会唱完歌,大家正兴奋不已的时候,李老师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剪好的纸屑,撒向空中,出其不意,红、黄、蓝、绿,满天金星飞舞,落在同学们中间,象征着七彩的青春,象征着斑斓的未来。
李老师很爱护学生,见有学生中午带的饭是地瓜叶菜团子,他就拿自己从伙房打的饭与这学生换着吃,学生不换,老师就说换换口味,学生只好换了,但心里明白老师的情意,端着碗偷偷地流泪。
1957年,李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后又平反。
30多年后,笔者打听到李老师的下落,到相州镇高直村他的家中看望他,努力追忆他当年的模样,但漫长的岁月、生活的坎坷已改变了他的形象。李老师背也驼了,腰也弯了,原来潇洒的风采已无影无踪。他也认不出笔者了,谈起当年,他感慨不已。为了让他高兴,笔者唱起了当年他教的歌,他惊奇地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唉!我都忘了。”
1999年,笔者又去看望李老师,闲谈中,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笔者本想多抽几天时间找李老师谈谈,替他整理一些回忆资料,可一直未能顾及,如今他走了,笔者只有在怀念中默默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