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会议员难再称心

　　

　　在教育部担任科长时的鲁迅。

　　1912年就任大元帅时的孙中山。

　　王讷颇有声望，众望所归当选临时省议会副会长和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与议会议长、安丘的张公制组织了孙中山在议会的宣传演讲。他在担任众议院议员期间递交的有关推行新武术的议案引起了文豪鲁迅留意，并引发争论。

　　袁世凯夺取革命成果

　　王讷集结人员再斗争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布告中外，称为中华民国元年。辛亥革命胜利了，举国欢腾。

　　王讷结束了隐匿生活，可出来一看，济南境况依然糟糕。大街小巷原先黄帝四千余年字样的告示全部被刷掉，充斥着宣统三年年号告示。可见，民国成立，山东独立与反独立斗争并没有结束。虽然南方革命军代表认为：“山东已经宣告独立，所谓取消，并非山东全体人民之意。现山东人民不认取消，贵处不得派兵相压。”并致电袁内阁，请求停止在山东省内的恐怖行动。袁世凯却害怕山东局势失控，未将来电转张广建。

　　袁世凯逼迫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逼迫元旦才就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2月24日辞职。2月15日操纵国会选自己为大总统，篡夺了革命军的成果。

　　1912年3月，王讷与徐镜心等以同盟会员为核心，联络组织起山东统一会，结成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同盟，控诉张广建骨子里反对共和，“宣布共和以后，仍然四处活动，纵兵抢劫居民，钳制舆论，强分南北”。

　　4月，促成同盟会山东支部成立，组成临时省议会，王讷因推动独立功高，当选副会长。

　　8月下旬，同盟会改组国民党，王讷又被选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不久，安丘城里人张公制当选第一届山东省议会议长。

　　孙中山议事后到济

　　“安丘人”左右相陪

　　1912年9月27日，山东议会大厦“鸟笼子”迎来至为荣光的一页：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自京城来到这里，参加山东学界和各团体举办的欢迎会，发表重要演说。

　　孙中山是应袁世凯之邀抵京议事后来济南的。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上接过“大总统”之位后，仅三个月，国民政府就被他搞得人仰马翻。为掩人耳目，防止革命党人组织反抗，假惺惺地邀孙中山、黄兴等来京举行一次次并无名目的会谈，据称会晤多达13次。

　　孙中山此次到京，袁世凯特地从总统府亲到宾馆迎接。见面时，袁世凯竟紧张得忘了脱帽，局促不安。吃饭时，袁世凯亲自为孙中山倒酒。经过几天的试探，袁世凯感到孙中山确实没有跟他争权之意，方感镇静。在总统府宴请孙中山致词后，他竟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致词毕，也举杯回应：“袁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已完全被迷入彀中，他对袁世凯的印象是“绝无可疑之余地”，甚至还用了曾评价他大哥孙眉的词“质直过人”，说服黄兴也要相信袁世凯。狡猾善变的袁世凯得到了孙、黄二人放弃正式总统竞选的允诺后，又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此举用意就是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专注于实业，不和他争权。

　　孙中山在济南商埠火车站下车前往议会，两个安丘人——张公制和王讷一左一右相陪。演讲后，孙中山乘兴游览了大明湖、千佛山。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开创者，济南之行受到了热烈拥戴和欢迎。

　　反对恢复帝制遭攻击 提倡新武术议案引争议

　　有高峰就有下坡，甚至于有低谷。此后，作为众议院议员的王讷因在国会内反对恢复帝制，提倡共和，受到拥袁复帝派的攻击。

　　1913年到1914年之交，省议会、国会先后停开，局势大变。王讷寒士出身，偌大的家庭，一向靠他维持生计，所以就不能不奔走四方，为贫而仕。于是举家南迁长沙。先任厘金局长，又一度任湖南保靖县知县数年。蔡锷云南起义讨袁，他积极响应。

　　时有土匪六七千人围攻保靖县城，他率部苦战三四个月，保全了县城，乡人倡议立碑“王公督战处”，永作纪念。

　　随着复辟的袁世凯病死，黎元洪时代将第二届国会恢复，王讷又当选为参议员，于是从湘西搬回济南，试着办了一张《齐鲁民报》，可未能持久。毕竟远离许久，物是人非，国家又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王讷感觉不如当年得心应手，再想搞出点动静不易。

　　但是任职国会议员也有亮点：因为一个提倡新武术议案引起过鲁迅注意。王讷也成为鲁迅著作中唯一提到的安丘人。

　　鲁迅文章中，涉及真实姓名的人物不多。他点了王讷的名，是在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随感录五十三》，文章第二自然段：

　　北京议员王讷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强种”；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班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他“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

　　在这之前，鲁迅曾在1919年2月15日的《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二号“通信”栏目中，发表一篇标题为《拳术与拳匪》的文章。此文是他答复“通信”栏目一位叫陈铁生的读者来信。

　　这时的鲁迅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开始在《新青年》杂志“随感录”栏目发表杂感。由于国会通过的“中华新武术”提案不仅被定为“军警必学之术”，还定为全国各中等学校、专门学校、国民高等院校、乃至全国的“正式体操”推行，而这正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业务范围，所以引发了鲁迅的不满。新闻记者出身的陈铁生，逐条逐段对鲁迅的观点予以驳斥。

　　1928年，西北军将领张之江离开军界，得到蒋介石、李烈钧、蔡元培等政界要人支持，在南京成立中央国术馆。“拳术”升“国术”，鲁迅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又幽默地撰文：“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还引申到文艺界有意见分歧，也可以用“打拳”来解决，类似于个人意见不合就“约架”分个高下。自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但由此可知，鲁迅对中国武术用于格斗与实战已无反感，反有了赞许之意。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鲁迅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经过了反思做出了改变。不言而喻，他当年反驳推广“新武术”是有问题的，没有认识到提案的背后是对技击观念的变革——将拳术提升为国家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