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恶化欲奔武汉求学

　　

　　1924年，省立一师篮球队员合影（左四为刘增）。

　　张宗昌

　　军阀张宗昌督山东，实行白色恐怖，撤了省立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拿旧的一套控制学生，逮捕进步师生。这时恰巧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武汉，军校招生，省委动员青年学生报考，刘增和100多名省立一师的同学决心离开济南，前往武汉求学。

　　军阀张宗昌督鲁 苛捐杂税惹民愤

　　1925年4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齐燮元，受到大军阀张作霖器重的掖县人张宗昌，挥师进入山东，头顶“山东省督办兼省主席”官衔，实施所谓的“鲁人治鲁”。这是张宗昌人生的巅峰，实现了从草根平民到乱世大帅和省长的传奇，历史上对他颇有争议。

　　掌握实权后，张宗昌开始搜刮民脂民膏。之前，山东每亩田赋加在一起一共2元2角，张宗昌督鲁后连翻两倍；全年本征收60万元的烟酒税也翻倍；路税原为100万元，加到了300万元。还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在财政厅之外设立“财政清理处”“全省稽征局”和“赋税督察处”三个新机关，光督察处就有600多人，三个机关加起来1000多人，专门为张宗昌征收各种房捐税、印花税、落地税、产销税等五花八门的税种。甚至还有“粪税”，被山东文人诟病，编了“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的对联讥讽。

　　没有任何教育行业经验的张宗昌还插手山东的教育。1925年，他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任命清末潍县状元王寿彭为教育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下令山东各大中小学校一律要尊孔读经。

　　王寿彭辞职后，张宗昌亲自出任山大校长。上海周刊《语丝》就给他起了外号，称他“亚历山大校长”——即亚洲历城县山东大学校长。

　　校长王祝晨被撤 一师受重点“巡视”

　　刘增在省立一师就读期间，校长是德州齐河人王祝晨，他思想开明，新旧共蓄、兼容并包，自1922年担任校长以来，对学校的学制、学科大胆革新，增设了国文、音乐、体育等专修科，学生进步非常快。

　　刘增就是开设体育专修科后，爱上了打篮球，并当上学校篮球队副队长，该篮球队多次取得全省篮球比赛冠军。

　　王祝晨还采用大视野教学法，聘请进步教师到校任教，先后邀请过杜威、周作人、王乐平等到校演讲；延请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作短期讲学，开阔学生的眼界。当时，王祝晨领导的省立一师是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被称作“山东的胡适之”。

　　自从张宗昌插手山东教育后，除了山东大学，经常被他巡视的学校就是省立一师了。

　　张宗昌听说省立一师专好“蛊惑民众”，学校里有“过激党”，产生了以“赤化嫌疑”罪名拿掉王祝晨的念头。1925年12月25日，王祝晨在纪念云南反袁护国起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救国救民的演讲，张宗昌随后指示省教育厅撤销他的校长职务。

　　去职后王祝晨还遭到暗杀，九死一生，最后南逃广州。

　　张宗昌还批准警备司令部到省立一师逮捕进步师生。军警在学校发现有标点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籍，这些也一律被认为“赤化”。刘增、臧克家等同学既愤慨又紧张，急忙查验自己的日记本、作文本和信件，把可能留下口实的东西付之一炬。

　　王祝晨被赶走后，张宗昌改用思想特别保守的李鉴绅当校长。刚上任的李鉴绅陪张宗昌巡视学校，沿校园走了一圈，看到刘增等几个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张宗昌不禁皱起了眉头，对李鉴绅说：“以后多买几个皮蛋子，给他们一人一个，不再叫他们几个人抢一个了。”

　　张宗昌只主张“凡是属于旧的都是好的，凡是属于新的都是坏的”。比如，碰见老师，磕头跪拜就是好的，鞠躬敬礼就是坏的。在他的授意下，校长李鉴绅立下规矩，每逢开学典礼及孔子诞辰，就要穿长袍马褂，对孔子牌位行跪拜叩首礼。他辞退了一些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国文教员，改用举人秀才之类的乡土之士，其他课程教师也多有更换。

　　如此治理下的省立一师，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开历史倒车是行不通的，这一系列举措遭到很多师生反对。

　　不堪腐朽压抑 奔赴革命中心

　　当张宗昌在山东搞腐朽倒退时，国共合作时期的我国南方，却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至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对军阀吴佩孚部镇守的武汉三镇发起攻击，围困了40余天后，终于占领武汉。武汉革命形势热火朝天，成为全国革命中心。

　　不久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大量招生。国民党政府通过中共山东省委动员山东青年学生到武汉学习，以此培养骨干。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在省立一师、省立一中、省立女师、私立正谊中学、育英中学和济南其他学校秘密宣传，组织发动学生积极报名。备受张宗昌统治压抑的省立一师青年学生报名最多，有100多人。刘增与臧克家、曹星海，以及崔荣铨、王智之、阎书古、谢拙民、杨容林、李次方、王英杰、杨天祥、艾金铭、王笑文、徐兆壁、臧绪炯等都在列。省委给每人发了30元路费，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分三批，先从济南去青岛，再轮渡到上海，最后到武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