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悦诚评 | 寻寻觅觅联大情

寻寻觅觅联大情

□孙贵颂

　　《重走》一书，全名为《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作者杨潇自2018年4月8日从长沙出发，沿着当年西南联大旅行团师生的路线，横跨三省二十七县，于5月17日抵达昆明。在用双脚重新丈量大约1700公里行程的同时，杨潇一路考察、走访、阅读、思考，为读者再现了西南联大可歌可泣的事迹与精神。

　　1938年1月，日军侵略的炮火从上海、南京、武汉迫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做出决议：为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兵分三路”，水陆并进，迁徙昆明。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以徒步行走的方式，进行“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为此，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指派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校方则由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李继侗等11位教师组成辅导团，与同学们一起步行。当同学们听说闻一多也要参加步行团时，非常担心年近40岁的他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但闻先生却道：“国难当头，步行几千里吃点儿苦算不得什么！我少年时受封建家庭束缚，青年时到清华念书，出洋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平、上海、武汉、青岛等大城市教大学，和广大山区农民隔绝了。尤其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国家有难，应认识自己的祖国了！”

　　如今，有不少文章在描述“湘黔滇旅行团”时，都对师生们所享受的待遇羡慕不已。看到有篇文章说：“那300多个走路的学生，在黄中将的护卫下，每走一小时要喝一次茶，每四十里要休息一次。据说有几个教授脾气特别大，护卫的官兵丝毫不敢怠慢，只有好生伺候的份儿。沿途过湖南境内的土匪区，政府‘照会’土匪，请他们放过学生，土匪不知书，但还是识理的。进入云南，咱龙云龙主席电令沿途军政好生护卫，不得有半点差池……一路山高路险，学生们毫发未损。”好像此行比游山玩水还轻松愉快，甚至就是趁行军之机来游山玩水。

　　事实上，“湘黔滇旅行团”虽然受到很好的关照，但由于这条路上，贫困、土匪、轰炸与鸦片交相重叠，联大师生不知走破了多少双草鞋，睡过多少次猪圈与棺材板，既有遭遇空袭的惊险，又有与土匪擦肩而过的惊恐。所受之艰之苦之疲之累，常人难以想象。所谓的“每走一小时要喝一次茶，每四十里要休息一次”，更是痴人说梦。“旅行团”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甚至要走蚕丛鸟道。每天行军的距离，是以沿途驿站的多寡远近来决定，一天少则走15公里至20公里，最多的一天走了52公里。哪有什么集体喝茶、休息的机会？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之下，旅行团师生依然不改乐观、好学与坚忍不拔的精神。

　　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穆旦，在参加旅行团之前，专门购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步行途中，他边走边读，背熟之后，即将那一页撕掉，待抵达昆明，字典已被撕完。后来，应中国远征军紧急征调，穆旦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投身对日作战之中。

　　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刘兆吉，一边跟随“旅行团”步行，一边采集民歌民谣。因为要多跑路，刘兆吉常常早出晚归，回到驻地时，开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有时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后来，他在每天早饭开过后，将行军锅里剩下的那层锅巴，悄悄揭下一大块，卷起来塞进茶缸，饿了就撕一块吃。刘兆吉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完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被誉为“现代诗三百”。至今已有国内外多种版本，影响深远。

　　清华大学教授曾昭抡，走路兼顾考察。同学们发现，曾教授总是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他不走小路走大路，凡遇公路和小路时，总是沿着公路行走。“犹忆步行至黔西‘二十四盘’时，所有团员均走小路，由上而下，瞬息即达。而曾先生以不变应万变，仍沿公路，循车行轨迹而下，用时多达十数倍。”（出自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原来，他在以步数计算所走路程。尽管沿途有里程碑，曾昭抡却要亲自验证。有时同学与他搭话，曾昭抡一回答问题，忘记了所数步数，他竟然要重新回头再走一次。

　　此书给人另外的启示，是作者杨潇所作的“以地理写历史，以空间写时间”的文本提示。他单枪匹马，身体力行，“尽量在站点和旅行方式上跟旅行团对应”，几乎是原汁原味地重踏了八十年前西南联大师生的行走路线，亲历了岁月洗礼后留存下来的时空印迹。他考察“抗战生命线”的交通大动脉二十四道拐公路，瞻仰战乱中庇佑寒士学子的千年古刹，摩挲钟乳石环绕、穹顶似清华礼堂的火牛洞，得以将这段光彩熠熠的历史，与中国若即若离的思想文脉做了衔接与加固。

　　1938年4月28日，经过68天的艰苦旅程，“湘黔滇旅行团”300多名师生安全抵达昆明，未失一兵一卒，结束了约1700公里的西行之旅。后来，从西南联大诞生了172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联大多少事，都在《重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