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评论界破文艺冰河

　　

　　1977年，茅盾出席短篇小说座谈会（左三为刘锡诚，左四为茅盾）。

　　刘锡诚和《文艺报》的同事，左起：阎纲、唐达成、刘锡诚。

　　在《人民文学》《文艺报》工作期间，刘锡诚在文坛最核心的两家刊物担任编辑，与大批知名老作家建立了联系，还扶持了一批新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与同事们推进了文学界革故鼎新、迈向新时期的艰辛历程。刘锡诚成长为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享有盛誉。

　　心系文学投身评论工作 组织文坛多次大讨论

　　刘锡诚在新华社做过编辑、翻译，当过驻上海蹲点记者组组长、驻北大清华蹲点记者组组长，头脑清醒，行事谨小慎微，工作兢兢业业。但他的心始终在文学，提出调离申请，重新投身文艺界。

　　《人民文学》于1976年1月复刊。1977年7月7日，刘锡诚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报到，被任命为评论组组长，组员有阎纲和吴泰昌，他们三人被称为当时文学评论界“三驾马车”。刘锡诚动议开个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以座谈会形式请老作家出来，冲破藩篱解放思想。座谈会于1977年10月在京召开，茅盾、沙汀、刘白羽、周立波、张光年、马烽、王朝闻、茹志鹃、王愿坚等参加。讨论的问题有：如何克服简单化；如何深入生活，防止“主题先行”；如何真实地反映生活等。《人民文学》率先发出了文艺冰河解冻的信息。1978年，刘锡诚从《人民文学》转到复刊的《文艺报》。

　　1980年3月15日，刘锡诚提议以《文艺报》编辑部的名义召开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刘绍棠、浩然等人出席。浩然是刘锡诚的老朋友，他于1960年下放到刘锡诚的老家昌乐县劳动8个月，此后写出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及一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离不开那段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听了浩然的发言，刘锡诚对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责任感和同情感深深认同，会后发表了《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一文。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用足球作比，回忆《文艺报》这段经历：“我们这支甲级劲旅的正副教练是冯牧与孔罗荪，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他们二位是率队出征的闯将。在他们的带领下，前锋有刘锡诚和阎纲，还有吴泰昌与雷达，四个前锋，加上两名中场组织者，一位是笔名沐阳的谢永旺，一位是巴金研究专家陈丹晨，后卫有钟艺兵、杨天喜、何孔周，以及当时尚未改正结论的唐达成、唐因。我和李炳银，算是最年轻的替补队员。”“我们为一部又一部电影的解禁，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再生，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的突破而兴奋。《文艺报》同仁们在午餐时争论，直至忘记了吃饭，又在无数座谈会上疾呼，组织一次次进攻，策划一波波射门，掀起文坛一次又一次大讨论，真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为组稿跑遍各地文坛 发现培养评论家

　　初到《人民文学》，刘锡诚就立即进入角色，马不停蹄地开始组稿工作。

　　仅仅7月16日到21日，刘锡诚就先后到茅盾、周立波、曹靖华、孙犁的家里约稿；刚到《文艺报》，就到广州连续拜访欧阳山、秦牧等。刘锡诚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文坛，每到一处，都拜访当地知名作家，召开座谈会，考察当地文坛动向，发现新人新作。由此，他与全国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一天，雷达在审阅读者来稿时，发现一篇题为《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的文章写得不错，作者是山东泰安一中教师宋遂良。《文艺报》在举办短篇小说读书班时，邀其参加。宋遂良是湖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泰安一中当教员。刘锡诚后来拜托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田仲济，把他调到了山师。宋遂良后来成为知名评论家。

　　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收获》1980年第1期发表，刘锡诚读罢深受震动，痛哭不已。由于第二天出差，不能动笔写评论，便火急火燎地从机场打电话，请阎纲写了题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评论。阎纲把李铜钟说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殉道者”，成了当代评论的经典名句。1980年底和1981年初，这篇小说参加《文艺报》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引发了争议，编辑部仗义执言为张一弓辩解。刘锡诚后来也写了一篇《在坚实的道路上——张一弓论》的长文。

　　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艺报》有一个颇值得称道的传统：从来稿中发现和培养评论家。刘锡诚主持或参与举办了几期“读书班”，组织刘思谦、吴宗蕙、谢望新、潘旭澜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参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成绩斐然。阎纲和谢望新把“读书班”美其名曰“《文艺报》的黄埔军校”。

　　工作之余大量创作

　　撰写评论记录文坛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刘锡诚写下大量评论文字，出版了《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谭》等多部文学评论集。作家陈辽在初识刘锡诚时，对他的印象是：“聪明、能干、敏感、热情，善于抓关键点、讲话逻辑性强。”有此素养和才识，刘锡诚的评论文章，一气呵成，文笔练达，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后，在震动中国文坛的同时，引发了社会的集中关注和广泛讨论，蒋子龙被推上争议风口。冯牧提出要撰写一篇评论，刘锡诚奉命写出《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乔厂长上任记》是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的时候文学创作领域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力作。”由于《文艺报》组织在京学者和评论家仗义执言，使蒋子龙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蒋子龙说：“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

　　《收获》1980年第1期发表了谌容的《人到中年》。刘锡诚在1979年底拜访谌容时，已从她那里读到校样，立即写了评论文章《为中年干杯——读谌容的〈人到中年〉有感》。这是评论《人到中年》的第一篇文章。刘锡诚在文中肯定了小说反映的“中年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由于社会上对他们的困难关心不够，对人才不重视，甚至存在着窒息人才的种种愚昧行为，以及某些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知识分子造成了精神苦闷和自我禁锢。”后来谌容回忆说：“正是在《人到中年》产生影响不久之后，我的待遇得到改善，被调入北京市作协做驻会作家，补发工资，还当选了北京市作协理事。”

　　刘锡诚的文学批评，把社会历史批评、哲学批评与美学批评熔为一炉，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求深、求新、求真。他认为：“评论要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既不是‘哨兵’，不是站在创作的头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也绝不是寄生的‘木耳’，不是创作的附庸。”他对已经知名的作家不虚夸、不献媚，对尚未成名的新人不贬低、不打击，反而急切地发掘提携有潜力的作家。

　　刘锡诚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在文坛边缘上》《文坛旧事》等回忆录，翔实客观地记录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样貌和特征，对于文学史的补充甚至某种意义上的重构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