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层申遗当好引路人

　　

　　1995年，刘锡诚（右一）出席首届中国民俗论坛。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套）。

　　刘锡诚在民研会主持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各级文化机构和高校建立起民间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可观的队伍。被称为“世纪经典”的“三套集成”，也与他的组织推动密切相关。他还致力于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为基层的申遗提供指导。

　　调到民研会主持工作 展开民间文学调查研究

　　正当刘锡诚文学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扬把他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3年8月，刘锡诚担任民研会书记处常务书记，随后当选为驻会副主席、担任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党组书记），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底。在当时中国文联系统十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中，刘锡诚是唯一一个解放后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出身的干部。

　　刘锡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值得载入民间文学史册的工作。他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召开峨眉山“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等系列会议，强调加强理论研 究；各分会创办了大量期刊和报纸，全国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级文化机构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民间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民间文学研究队伍。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他的倡导下，民研会有了神话学会、故事学会、歌谣学会等分支学会，影响深远。

　　他主张“双重的文学”，把民间文学看成与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提出“整体研究”的概念，主张把原始艺术、民间口头创作、民间艺术三大类精神活动现象，全面地、整体地把握和分析。强调田野工作，先后开展了对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

　　1986年4月，刘锡诚在广西主持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暨学术交流总结，这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国民间文学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开端。

　　刘锡诚对老家山东的民间文学和地方文化很关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一个动议：以“秃尾巴老李传说”为代表的反映闯关东的民间文学作品，应该引起相关各省民间文学界的关注。他倡议山东民协率先行动，搜集传说，编辑成书，还专程到山东参加学术研讨会指导。2005年至2008年，山东大学对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进行调研，并协助地方文化部门申报为国家级非遗名录，刘锡诚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特别是在文本的搜集整理方面更是对学生们耳提面命，不厌其烦。五卷本《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出版时，刘锡诚写了总序。

　　争取到文化部支持 组织推动“三套集成”编纂

　　1984年，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正式启动，经历了25年的漫长岁月全面完成，先后有几十万名文化工作者参与调查、搜集、编纂，最终成果包括了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多卷，总字数逾40亿字。这个工程同刘锡诚有着密切关系，他的一些思考、工作方式留下了特殊的烙印。

　　198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确定把“三套集成”纳入“七五”计划，刘锡诚到民研会主持工作后，着手实际推动。他抓住要点，及时确定指导思想，制定调查编纂规则。要发文件、建立各级工作班子却不容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群众文化团体，要下发一个指导全国文化部门的文件，是一件难事。刘锡诚找到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得到支持。他又辗转找了文化部主管电影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副部长丁峤，最后丁峤签署，促成了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4年5月28日联合发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

　　周扬为“三套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各部集成的主编。1986年5月，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申报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从此，民间文学集成统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所属的规划办公室领导，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和负责编审工作。“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由此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时期。

　　刘锡诚虽然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工作，但没有把自己列为某一卷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作为研究会的主要领导，除了对“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领导，也对普查、采录、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作了学术层面的思考，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保护民间文化遗产 指导推进基层申遗

　　2002年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倡导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刘锡诚与85位人文学者在北京共同发表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

　　刘锡诚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民间文学组的召集人）、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很多非遗保护文件的制定、项目和传承人评审，在非遗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领域作出了贡献。他参与起草了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发挥了指导规范、统一步调的作用；在全国作了几十场讲座，培训干部；主持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名录的评审工作；到陕西、山西、江苏等各省区督查，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提高人民的“文化自觉”，推进非遗保护的进程。

　　刘锡诚热心为基层申遗提供指导。山西万荣县以“董永传说”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组成员董大中找到刘锡诚，同去的同事回忆说：“刘锡诚为人非常认真，办事讲究，他把书带到评审组里，每人发一本，交待各位专家认真去审阅。”

　　最后，项目顺利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历史上开启了民间传说受国家保护的先河。

　　2009年，贵州紫云县麻山的苗族唱诵《亚鲁王》刚被发现，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麻山的这些唱诵是苗族史诗吗？《亚鲁王》是苗族英雄史诗吗？刘锡诚及时给予了具体指导。搜集者加班加点，先翻译、整理了1500行史诗文本，由贵州省非遗中心主任亲自送达刘锡诚的手中，经他认真研究，做出了肯定的结论。在当时做出这个评判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时《亚鲁王》的搜集虽已不少，但只有一个人能够笔译，进度上只翻译了史诗第一部的六七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这部长篇史诗的搜集工作如若不能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与支持，没有经费的投入，搜集翻译工作显然是做不下去的。

　　刘锡诚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大胆地肯定了其英雄史诗的定位，这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一支最有力的强心剂。《亚鲁王》翻译的初稿形成后，刘锡诚读了很不满意，通过冯骥才督促贵州邀请余未人等专家介入文字整理。《亚鲁王》最后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