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战国“虞大夫刻石”

　　

　　虞大夫刻石。

　　虞大夫刻石拓片。

　　“虞大夫刻石”埋藏地下两千多年，出土30多年无人过问。2021年，作者有幸得见此石并与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一道考证，断定此石年代是战国时期，孙敬明还认为，“虞大夫刻石”与“守丘刻石”应是迄今所见国内出土时代最早的两件刻石，“虞大夫刻石”其时代又应早于“守丘刻石”。

　　“怪石”深藏院内30余年 擦洗干净发现鹿图案

　　2021年寿光市文旅局启动碑廊提升项目，欲将存放在仓颉祠和贾思勰祠院内的石刻整理展陈。先期察看时，仓颉祠墙角处躺着的几块“怪石”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说它们怪，不是因为造型奇特或雕刻精美，而是表面没有任何图案、文字等“故事”。在满是画像石、佛像、石碑的院子里，它们的普通自然显得怪异。博物馆人员说，那些石头好像是20世纪80年代末，博物馆原馆长贾效孔从寿光与青州交界的弥河滩上拉来的，好像是有图案的。

　　施工开始后，笔者让叉车司机先把它们运到宽敞处，然后吊起一人高，一块块一面面逐一进行分类、辨认。这些大小、形状差不多的怪石共有6块，大体呈长方形，表面都有面积不等的人工修治，其中一块有明显的图案或文字。

　　笔者用水和毛巾将上面的泥土擦洗干净，活脱脱一只梅花鹿跃然眼前。这块刻有鹿的石头，除左侧有面积较小的凿痕外，其余均为天然，接近平面。石高102厘米，宽79厘米，厚51厘米。在一面较大的自然平面上凿刻有一只鹿。画面高31厘米，宽51厘米。鹿呈奔跑跳跃状，头上无角，嘴巴微张，双耳竖立，身体呈S型，饰以点状花纹。尾巴上扬，为短横线。双腿细长有力，姿态矫健，极富动感。整只鹿，线条凝练，造型准确，气韵生动，将鹿受惊奔跑时的状态刻画得非常真实。

　　但是鹿尾后面是什么，是图案还是文字？于是，笔者请教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他对地方文化及金石学、古文字颇有研究。听完笔者的讲述，巧的是，孙敬明竟有印象，还作过笔记。第二天，孙先生发来邮件，是1988年5月14日的“手绘石刻草图”，并附言：“当时我在临淄出席全国环渤海考古学文化研讨会，随后参观寿光博物馆，匆匆所记。”并嘱咐，“仔细观摩，可做拓本，或有新的发现”。

　　见拓本考出三字合文 重新爬梳史料再研究

　　看过该刻石拓本，孙敬明很高兴，首先询问了笔者的看法。笔者当时认为这组刻石的年代应在秦汉以前，鹿后面像是一个文字，但不知为何字。孙敬明指出，鹿的形象可与寿光当地出土的树木双兽纹瓦当进行对比，刻石的用途可以参考青州西辛战国墓考古发现，至于鹿尾后的“图案”，他认为是文字，并表示研究后予以答复。

　　一周后，孙敬明说文字是“虞大夫”三字的合文，并征引文献予以说明，添加在了《寿光历代碑刻》一书序言中：“张书功大著，辑录宏阔，开篇即寿光与青州邻境弥河滩出土战国刻石，图文并臻，画一鹿奔跃，尾后刻三字合文‘虞大夫’。《周礼·夏官·大司马》有‘虞人’，掌山泽园囿之官……此地距齐都临淄未远，设园囿并立职掌。且附近曾出土周代‘右司工’铜锛。凡此两可互征。”

　　孙敬明还认为，寿光“虞大夫刻石”与“守丘刻石”应是迄今所见国内出土时代最早的两件刻石，而根据寿光刻石的书体刻画形式，其时代又应早于“守丘刻石”。

　　笔者在其基础上重又爬梳了一遍史料，并试作进一步探究。

　　“虞”金文作“吴”，如西周“免簠”“同簋”“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石鼓文”，“虞”皆写作“吴”，与此刻石同。虞作为官职，出现得很早，如《书·舜典》：“益，汝作朕虞。”马融注：“虞，掌山泽之官名。”即舜让伯益掌管山林。西周时沿置此官。《周礼·地官·司徒》有“山虞”“泽虞”之别，分掌“山林之政令”“国泽之政令”。西周免簠铭文载“虞、牧”之官，同簋铭文中有“虞大父”，掌管场、林、虞、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多有设置，或称虞人、虞候。《国语·周语中》：“虞人入材。”韦昭注：“虞人，掌山泽之官。祭祀、宾客，供其材也。”《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又晏子曰：“薮之薪蒸，虞候守之。”《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假借虞人诵《虞箴》，以劝谏晋侯。“山虞”“泽虞”“虞大父”“虞人”“虞候”与“虞大夫”，称谓有别，时空分异，但共为虞官，皆掌山林鸟兽。

　　“虞大夫”以合文书写

　　动感十足和谐统一

　　从书写特点看，“虞大夫”三字采用合文的书写形式，三字合为一字，占一个字位置。三字为包含结构，“大”借用“吴”中间的两斜划，“夫”借用“大”的横划和“吴”左右的两斜划，而“大”又包含在“夫”中。鹿尾连接的短斜划及右侧对称的另一短斜划，即是合文符号“=”的简化“-”，两者构成的“八”字形，又是装饰符号，起到对称美化作用。据于省吾先生研究，“=”符最早始于西周后期；林素清则认为春秋晚期逐渐出现，大量使用则在战国。“八”字形装饰符号的使用也是战国文字的一大特点。“大夫”二字的合文，据对《殷周金文集成》所载合文的统计，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而多见于战国。所以，根据文献记载虞官之设置及“虞大夫”合文的书写特点，此刻石的年代最晚当是战国。刻石发现之地，西周时属纪国，周庄王七年（前690），齐灭纪，并改纪国为剧邑。那么，刻石断为战国时期，则“虞大夫”应为齐国官职。

　　值得一提的是，“虞大夫”合文采用斜势书写，中间的长横右端上方又多出一弯曲的笔画，鹿尾的上部也有两处明显的人工凿刻短横，整个文字似一人身体后仰，一手持戈，一手高举正在投掷石器，追逐猎鹿。文字与鹿动感十足，和谐统一，共同构成一幅生动的逐鹿图。

　　胡适说：“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此话虽有夸大，但这些刻石埋藏地下两千多年，出土后三十多年无人过问，而略显现于孙敬明与笔者，这大概就是物之隐现各有时机。又《易·屯》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意思是追逐野鹿如果没有虞人引导，只能迷失在茫茫山林中。抑或此虞大夫与笔者本有此缘分，导引如此？

　　这些石块有何用途？2004年青州市博物馆在对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时发现，这座战国墓葬的椁室内侧，由一些经过加工的、较为方正的石块砌筑而成，个别石块上还残存墨书文字，但已漫漶不清。寿光发现的这六块石头，跟青州西辛战国墓葬中的石椁，大小形状类似。这六块石头是否与墓葬有关，抑或是桥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