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于寿北死里逃生

　　

　　清水泊地区1940年6月成立的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印币厂。

　　杨国夫带领所属地区的军民，根据中央指示，全力投入根据地建设，在“大本营”清水泊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印币厂和后方医院等，敌人又恨又怕，多次纠集兵力围剿。在第二次突围时，为了保护缴获的重机枪，杨国夫陷入了包围圈中。

　　军民关系日趋亲密 建厂设院挖抗日沟

　　1941年，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军民关系越来越亲密，清河区党委和第三旅确定了“边打仗边建设根据地”的工作重点。

　　于是，三旅依托清水泊筹建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

　　分派供给部生产科长张化中和司令部参谋丁四勋在清水泊巨淀湖里，创建一座小型兵工厂。他们手中仅有200元北海币的“筹建资金”，通过地方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聚集了自带工具的能工巧匠，很快将兵工厂建立起来。缺少原材料，就依靠人民群众，或找来用过不响的废手榴弹壳自制手榴弹；用旧子弹壳加上铜板改造的子弹头，自制步枪子弹。渐由三十几人扩大到二三百人，由修理枪械、自制枪弹到造地雷、迫击炮弹。这个兵工厂在山东八路军的兵工厂中制造能力数一数二。

　　分派供给部部长官宗礼主管组建被服厂，渐由几十人发展到100多人，分为了缝纫、染布、制皮革三个部。

　　分派卫生部部长王星阳组建后方医院。当年卫生部的同志都是自带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三支队的，各团配备了卫生队，各营配备了卫生员，组建后方医院后，形成了更为完善的部队医疗组织，这项工作成为山东八路军一项首创。另外，清水泊还建有地下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印制发行北海币。

　　三旅在平原上坚持游击战争，经验越来越丰富，除了建厂设院，还发动军民深挖“抗日沟”，成为平原上继青纱帐和村庄为掩护打仗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

　　清河地区土质松散，地下水位高，不便挖地道，三旅发明了挖沟，村与村之间挖一条宽一至两米、深超过两米的大沟，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通联，就叫“抗日交通沟”；在敌人据点四周和他们经常出动地方挖的沟就叫“抗日封锁沟”。清河区军民无论三九严寒，还是酷热夏日，相继挖沟750公里，形成了纵横交错、能攻能守、便于隐蔽的沟网，从而让日寇机动受限，受阻挨打，吃尽苦头。

　　重机枪被缴敌人恐慌 改变战术“铁壁合围”

　　为适应斗争形势，这时党中央又把山东纵队和115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并为一个军政委员会，山东军政大权统一到115师政委罗荣桓身上。1942年2月，根据指示，山东纵队全部转化为地方军。于是，第三旅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兼政委，许世友已经调任胶东军区任司令员。

　　在第三旅改编之前的1941年秋，九团在寿光北河地区，曾利用抗日沟和青纱帐，粉碎了来自羊角沟、侯镇、道口据点300名日伪军的“扫荡”，生俘3名军曹，缴获了九二重机枪一挺。这挺重机枪是当时最为精良的，鬼子很迷信武器，丢失后极为震惊恐慌，日军驻济南的军团长将丢枪的侯镇据点头目木村撤职法办。此后敌人多次不惜代价，试图夺回。只要一听到这挺机枪的射击声，就立即大兵出动。在半年后日伪军更大规模的对清水泊的“扫荡”中，为保护这挺机枪，杨国夫经历了山东抗战最危险的一幕，他的一名警卫员都牺牲了。

　　原来，日寇首次以“分合进击”方式“扫荡”清水泊没有成功，在丢枪蒙受损失后，极不甘心，于1942年5月纠集济南、潍县、惠民三地5000名日伪军，改分合进击为铁壁合围战术，第二次进犯清水泊。所谓“铁壁合围”，是以优势兵力往纵深层层拉网，并以机动兵力随时打击突围部队。

　　合围的日伪军分5路扑向清水泊。每一路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横向拉开队形搜索前进，第二梯队集中兵力与我军决战，第三梯队机动驰援。

　　保重机枪经历危险

　　警卫员当诱饵牺牲

　　6月8日拂晓，杨国夫与组织科长从牛头镇西边出来，发现有无数群众及地方抗日武装被围在巨淀湖的大洼里，立即号令部队向北转移。当杨国夫带着机炮连要穿过织女河崖时，被设在西边小官庄的指挥所发现，遭到围过来的敌人猛烈伏击，杨国夫等没有冲出去，掉头向南。

　　这时日寇看到了那挺重机枪，嚎叫着像疯狗一样扑来。杨国夫立即命令：“全力保护重机枪，向南撤！”

　　机枪连连长张少华是个神枪手，抓过一名战士手里的轻机枪，边打边撤，掩护抬重机枪的战士。抬枪战士摔倒了再爬起来，顾不上浑身的泥土，时而向南，忽而向东，利用清水泊的复杂地形和芦苇荡，周旋到下午二三时，跑了几十里，但还没有突围出去。

　　杨国夫到前面查看敌情，看到密密麻麻很多端着刺刀的日伪军，隐约听到“八路大官的有，抓活的”。

　　杨国夫突然计上心来，利用敌人“抓活的”的心理，决定用小分队突然行动造出声势，掩护重机枪趁机转移。杨国夫让警卫员王京建把文件能烧的烧，能埋的埋。大伙都担心杨国夫的安全。杨国夫安慰大家说：“清水泊这么大，想逮住我，没有那么容易。”

　　杨国夫把东南方向作为小分队造声势的地方，哪想到，刚把这个说完，警卫员王来西忽然纵身跳上了杨国夫的枣红马，说了声：“这任务算我的！”便挥舞着一把缴获来的日本指挥刀，高喊着：“首长，同志们，再见了……”一阵风朝东南方向飞驰而去。他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让敌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八路军的大官突出去了，集中兵力猛追，各种武器疯狂射击。

　　这边，张少华把重机枪架在“抗日沟”沟头，朝着敌人背后扫射，杨国夫带着大伙向南、北台头突围。指战员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边冲边喊：“是中国人闪开！”以锐不可当之势，杀开了一条血路，安全转移到邢家茅坨村。但引开敌人的警卫员却倒在了寿光的土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当时乡亲们目击到杨司令员的枣红马带伤嘶跑，也认为他出事了。当晚敌人撤退后，一些老人打着灯笼，流着眼泪，喊着杨司令员的名字，在清水泊的大洼里一遍遍寻找。

　　战争年代，杨国夫与寿光人民结下了深厚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