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地下工作收集情报

　　侯志夫妇奉命从哈尔滨奔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侯志化装后外出采集并传达情报。在上海，侯志的同学刘淑琴也在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工作。同样的夫妻组合，同样艰苦的环境下，侯志的同学王辩也走上了充满凶险的地下工作战场。

临危受命再次赴沪 做好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12月，上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危机四伏。这危难之际，中共中央果断任命武胡景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侯志为中央军委秘书。

　　武胡景深知形势严峻，毅然接受了这一重任。1932年1月中旬，武胡景和侯志踏着没膝的大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带着不满1岁的小女儿武华，在杨靖宇、赵尚志的护送下，从哈尔滨奔赴上海接任新职。

　　在担任军委书记期间，武胡景有力地抵制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忍辱负重地开展工作。他坚定地支持苏区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支持“避强攻弱”的运动战术，将林彪、聂荣臻的中路军改为东路军，攻打福建的薄弱敌人。这一决策使得部队取得了龙岩和漳州两大战役的胜利，红军由此开始走上了运动战的正确道路。

　　1933年1月，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入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而侯志与丈夫则被留在了上海，专门从事地下工作。6月，侯志改任中央保卫部（即中央特科）秘书、交通员及情报科科长，武胡景担任保卫部部长。

　　1933年的上海已成了一座孤岛。伪警顽特的警车整天横冲直撞，不时传来共产党员与爱国人士、进步青年被捕、被杀的噩耗。

　　从1933年6月至1935年7月，侯志始终奋战在中央特科。她冒着被捕、坐牢乃至杀头的巨大危险，按照地下党精心安排的交通路线和接头暗号，努力做好中央特科的各项工作。

　　侯志经常化装成为阔太太或新闻记者，外出采集情报，然后及时传给各个根据地，从而多次避免了我党各个根据地遭受灭顶之灾。每逢侯志外出执行任务，大女儿侯苓就懂事地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

　　随着环境的持续恶化，侯志迫不得已把两个女儿分别送到她的老家山东益都和丈夫的老家河南孟州，交给家人照顾。从此，她就把整个身心投入到打击敌特、消灭叛徒、搜集情报、支援红军的工作中。

　　在侯苓的记忆中，她一出生就被寄养在一名煤矿工人家里，后来被送到上海，又回山东益都，再一次见到母亲已经是1948年。

刘淑琴化为名媛 传送情报机智应对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滩，也有着侯志的同学、战友刘淑琴的战斗身影。

　　1926年，刘淑琴与中共地下党员李宇超在上海结婚。之后，夫妇二人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刘淑琴夫妇被调到中央特科情报科。

　　1929年春夏交接之际，周恩来找刘淑琴谈话，让她前往一处高级住宅，扮作家庭主妇，掩护一个会议会址，同时做会议的文书工作。刘淑琴原不想做个“少奶奶”，周恩来说，这处住宅必须看起来像有钱人家，往来客人多，这样才比较正常。一般的人家如果出入人数突然增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刘淑琴原本就出身名门，衣物也足够考究，气质高贵，不会引人怀疑。

　　从此，刘淑琴以“名媛”身份周旋于各种场合，绞尽脑汁，及时地完成了党交付的每一项任务。一次，她去送秘密文件，把文件放在点心盒里。走在路上，突然发现前面一堆人，知道是遇到搜身的了。她随机应变，一转身进了杂货店，买了点盐、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哪里，她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上厕所，成功躲过了敌人的盘查。正是在这段时间，刘淑琴顺利完成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的掩护工作。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好在家在安南路慈厚南里的刘淑琴夫妇不为顾顺章所知。1935年2月，刘淑琴夫妇按照组织安排，撤离上海，奔赴延安。他们是上海地下党遭到大规模破坏后，最后撤离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少数脱险者。

王辩身怀失子痛 依旧坚守救亡路

　　侯志的同学王辩也走上了地下工作战场。1927年10月，王辩先后到广州、上海工作。1928年1月，党组织委派王辩到芜湖任安徽省委宣传干事。由于芜湖互济会被破坏，王辩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后被押送到安庆。在狱中，王辩经受了两年半的严峻考验，1930年夏被营救出狱。

　　1931年春，党组织分配王辩和爱人赵志刚去沈阳，在满洲省委文书处工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三省，中共满洲省委不久就遭到了破坏，王辩和赵志刚转移到安东（现丹东）独立开展工作。为维持生活，赵志刚贩卖干鱼之类的杂货，王辩做糕点沿街叫卖。生活异常艰苦，二人仍旧坚守岗位，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党的工作。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王辩生下了第一个男孩，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3年，王辩夫妇和满洲省委重新取得联系，回到沈阳的地下省委交通处工作。满洲省委建立吉东局后，王辩夫妇被派往吉东局工作。1934年2月，吉东局书记孙广英派赵志刚、王辩夫妇到穆棱县一处很隐蔽的小房子，编印《反日报》。他们既是记者，又是编辑，身兼多种工作，采编、刻印、发行。

　　为了掩敌人的耳目，也为生活所迫，赵志刚白天卖菜，晚上印刷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5月的一天，赵志刚被捕。王辩在房东及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将赵志刚营救出来。入冬以后，城市和铁路的一部分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其中也出现了叛徒。根据满洲省委指示，王辩夫妇和女儿回到赵志刚的河北老家。因旅途困顿，不满周岁的第二个孩子也生病夭亡了。

　　两个孩子夭折，王辩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王辩和赵志刚进关后，在赵志刚家乡河北省住了一个时期，1936年又到北平参加推动学生救亡运动的工作。

狱中受刑矢志不渝 鲜血铸就革命精神

　　邓恩铭一生先后三次被捕。第三次被捕时，化名“黄伯云”的邓恩铭被审判长张苇村认出。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清明节，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

　　侯志的同学王兰英两度被捕。1932年王兰英被派至广州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因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她被捕入狱。经组织营救出狱后，王兰英转赴上海。国民党特务随船跟踪，抵达上海时，她又被逮捕押回广州。在狱中，她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受尽酷刑，1933年被杀害，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