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官场辞官返乡
潍坊晚报 2025-03-06 15:34:55
王世贞画像。
钱若赓一案与被政敌诬告,令马文炜认识了明末官场从上到下的险恶,决定辞官。他拒绝上任浙江巡抚,毅然返乡独善其身。他建起有五间高房的院落,安丘及周围县镇在职官员、文人墨客多有登门拜访者。
视察萍乡督建城墙 官场黑暗心中忧苦
万历威逼马文炜将钱若赓收监一案,让马文炜看到大明官场的黑暗,他觉得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维护的也不是公平正义,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马文炜算是一名人品高尚、耿介廉洁的官吏,他曾立志对大明江山负责,对自身及黎民百姓负责,颇具爱国爱民、敢于担当的情怀。可不少经手的事,却很难遵从自己的内心,于是思想压力越来越大,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江西萍乡早在东吴宝鼎二年(267)便已立县。明正德七年(1512),萍乡开始筑土城墙,后改为筑砖城墙。万历十二年(1584),马文炜、袁州知府陶之肖来萍乡视察,督促知县沈君校建筑砖城墙,培石基,拓马道,城墙长918丈5尺、高1丈、阔9尺。城墙原开有四门,马文炜见东南方向民众整日出门挑水吃,就提议在东来阳门与南达秀门之间,加设三道小门,为民众提供便利。三道小门被百姓称作“水门”。还指示在孔庙前开辟禹门,镌刻门额,设立木栏并种植桃李,寓意桃李天下,以振文风。
十年前孝感建墙得鼎 被政敌诬告更加困扰
在江西巡抚任上,马文炜受到诬告,进一步加剧了他对官场的厌恶。
十年前,马文炜组织民工建筑孝感城时挖得了仲山甫鼎。仲山甫,一作仲山父。樊姓的先祖,全名应叫樊仲山甫,西周周宣王的太宰,生前有功名受天子表彰。现文献相关记载见《后汉书·窦宪传》,说和帝永元元年(89)秋七月,东汉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时,南单于送给窦宪一只古鼎,能容五斗,上有“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的铭文。
据《孝感县志》载,万历二年(1574),马文炜在德安知府任上领孝感拓展城墙,在建造孝感北墙时,民工挖得一匣,匣中出古鼎一件。形状为“蟠腹爹口、三足两耳,周园端严,体被五色,上有识皆古领捕文,大小凡六十字。当时人乐道为祥瑞,遂筑鼎于其地,名为‘神鼎阁’。”
马文炜得鼎后,鉴于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收藏家王世贞在万历二年(1574)监视湖广武举乡试及巡视今湖北十堰,马文炜便邀请他作宝鼎记。王世贞慨然应允,并在文中考订此鼎为周初南宫仲父方鼎。
《孝感县志》卷五载:“乃请太仓大司寇王公龛州为记。王时以节钺镇抚郧阳,云所记缘其甚详:且摹宋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皆合,始知为商末周初南宫仲父方鼎也。”
没想到此鼎成为政敌诬陷马文炜的利器。时临江太守因违反规约,遭到马文炜训斥,并条陈其罪上报。太守为自保,诬告马文炜挖出的“仲山甫鼎”被他私下交易或送了人。
清康熙《续安丘县志》卷十八《事功传》马文炜篇记:“(公)执法公正,群小忌之,乃以蜚语中公。谓公城孝感时,阙(通掘)地得仲山甫鼎,以饷江陵。然鼎故在署庋,无恙也。公笑曰:‘伊尹负鼎要(要,同徼,求取,有所倚仗而强求)君,子乃负鼎要相乎?’”意思是说:“从前伊尹以这件宝物扶国君,难道我在荆南用它扶张相不成?此鼎在仓库中完好无损,这谣造得太荒唐可笑了。”
马文炜说的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张相即张居正。
拒绝赴任浙江巡抚
坚决辞官回乡隐退
幸亏所得青铜鼎尚在库房,马文炜得以洗脱。另外,王世贞所考仲山甫鼎,也根本不对,《东汉书》所记的仲山甫鼎已被窦宪上交国库,仲山甫封地是经几次迁移方到的荆楚,早与之脱离了干系。更兼几朝国库屡经乱世战火焚毁荡然无存,它又怎会再次在孝感出土呢?
马文炜任上筑孝感城墙得鼎实有其事,然此鼎并非薛尚功所考识的南宫仲父第一鼎,凡字数及内容均与汉时“仲山甫鼎”所记傍铭不符,只是一未名彝器而已。明朝时,仲山甫钟鼎彝器已无存世,只存在于古史籍中。
临江太守的诬告又把早已不愿同流合污的马文炜推了一把,让他进一步看到了明末官场的复杂与凶险,遂萌生退意。并于万历十五年(1587),即钱若赓入狱的第三年,向朝廷递交了辞呈。
年富力强的马文炜竟要辞官,万历接到奏报,甚是惊讶。于是决定给他换个地方,传诏马文炜任浙江巡抚。可他还是力辞不就。拖了一年后,万历便批准他还乡。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马文炜离了江西,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两月有余,回归安丘。
到了故乡,他看到东许里(马家楼)旧居破败,就用积攒多年的俸禄,西迁三里地,在南潭湾北崖(今安丘南关印台之下、南关小学以东),坐北面南建起有五间高房的院落,院大门朝向东南角而开。书房建在门左侧与高房同向,三间厅房前廊后厦,后墙留门与北院相通,前廊有朱漆明柱立于房门两边的石鼓上。进得门来,正中放着一套八仙桌椅,置放精美茶具,后面则是一靠山长几。上面摆放古玩,最北边立有四扇山水屏风,挡住后门,东间是书房,书桌上文房四宝,书橱内古籍巨著。
由于马文炜系在职而退,安丘及周围县镇在职官员、文人墨客多有登门拜访者。马文炜借机劝导他们要勤政爱民。住所每日里高朋满座,好不热闹,倒也比官场自在。
马文炜打算在接下来的时光中,集中精力为家乡编书著史,弥补书籍之缺。他深知安丘文献缺失的现状,认为“率多佚亡”“有其录而无其书者,十之六七也,岂不惜哉”。明末张贞《渠丘耳梦录》丙集“先贤著述条”转述了马文炜的这一说法,并列出了88种只留下书名的书目。